右手拿鏟子，左手拿啤酒：渡邊豐博與Groundwork三島如何把地方的人連起來
學習場域：日本靜岡縣三島市
參訪時間：2026/08/19(三)~2026/08/25(一)
撰文日期：2026/09/22(四)
撰文者：涂敏芬（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）、陳姵陵（淡水好生活計畫專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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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右手拿鏟子，左手拿啤酒。」
這是 Groundwork 三島很有辨識度的一句話。鏟子代表實際動手，啤酒則像是做完事情之後，人與人坐下來交流的日常。與其只在會議室裡議論地方應該變成什麼樣子，不如走進現場，一邊做、一邊想、一邊把原本不一定會坐在一起的人慢慢連起來。Groundwork 三島的官方資料，也把「右手拿鐵鍬、左手拿罐裝啤酒」與「邊跑邊思考」列為持續推動市民行動的精神。
2026年8月，淡大USR計畫淡水好生活團隊經由全國社區大學發展促進會（全促會）安排，一同走訪日本靜岡縣三島市，在8月22日上午現場聆聽渡邊豐博先生分享Groundwork三島三十多年來的地方實踐。前一天，他才剛從早上一路忙到晚上。為了協助日本朝日電視台（テレビ朝日）的全國放送特別節目《相葉ヒロミのお困りですカー？》（由知名藝人相葉雅紀與組合 Hiromi 主持）拍攝源兵衛川，現場來了約140位志工，其中包括20多位三島市政府職員、在地企業代表、市民，也有不少曾經參與Groundwork實習或企業研修的年輕人，其中約25位參與市民中，甚至有一半以上是後來才移居三島的新住民，共同展開了長達12小時的拍攝苦鬥。
拍攝地點是日本靜岡縣三島市著名的清流地標「源兵衛川」及荒廢的「水的庭園」。拍攝的任務內容是由渡邊先生發起請求，希望集結大眾力量復活並清理手付不理、逐漸荒蕪的「水的庭園」，讓美麗的水都原風景與清澈水源（以及象徵乾淨水質的「三島梅花藻」）再度重現。對渡邊先生來說，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高興，不只是因為140個人來幫忙，而是因為在這群人當中，市民、行政與企業又一次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地方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。這正是他反覆說到的夥伴關係（Partnership）。
然而，在分享一開始，渡邊先生也沒有把源兵衛川描述成一個已經「成功完成」的作品。相反地，他很快談到另一件事：
「雖然看起來像是我們做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出來，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，維持也是需要非常用心的。」
他接著提到夥伴高齡化、人才減少，以及如何把已經累積三十多年的成果交給下一個世代。「需要一些新的人才，需要一些新的形式」，才能讓這些地方工作繼續下去。從這句話開始，也比較容易理解：Groundwork 三島真正做的，從來不只是「把一條河整理乾淨」。
從英國而來的 Groundwork，在三島長成自己的樣子
Groundwork 的概念起源於英國。1980年代初期，英國許多地方同時面對產業衰退、失業與環境惡化，Groundwork 嘗試把地方社區、企業與政府帶到一起，從具體的環境問題開始採取行動。這套方法很快在不同地方展開，例如：早期的 Colliers Moss，原本因礦業廢棄物傾倒而成為荒地，Groundwork 透過自然復育、社區參與與地方就業訓練，逐步將其轉化為綠地與生態空間，並成為後續大型廢棄地再生的重要模式。又例如：後來的Tees Heritage Park，則進一步把 River Tees 周邊原本分散的綠地、水岸與社區串連起來，透過地方政府、環境機構與居民共同合作，重新建立地方與河川的關係。 近年的 West Gorton Community Park 則顯示，Groundwork 的角色不只做到空間建設完成，而是從前期社區參與一路陪伴到後續社區據點的形成。
也因此，英國Groundwork 至今仍把「社區/communities」、「企業/businesses」與「 政府/government」的「partnership for action」視為這套方法的核心。這裡所強調的夥伴關係，並不是三方形式上的共同署名，而是讓不同角色把各自能夠提供的資源帶進同一個地方問題之中：社區居民帶來對地方生活的經驗、需求與持續參與，企業可以提供資金、專業、人力與設備，政府則掌握公共制度、政策工具與行政資源。
Groundwork 的角色，便是在這些原本分屬不同體系的行動者之間進行連結、協調與推進，讓地方問題不只是被討論，而有機會轉化成具體行動。換句話說，Groundwork 所重視的，不只是 partnership，而是 partnership for action——夥伴關係必須能夠真正把事情往前推動。這也說明了 Groundwork 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環境保護團體，而更像是一個以具體地方問題為起點、把社區參與、企業資源與公共治理組織起來的行動平台。
Groundwork was established in 1981 as a radical experiment to bring together communities,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 in a joint effo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laces that had become run-down and neglected.
三島市則有自己的問題。三島位於靜岡縣，富士山的湧水過去如網狀流經市區，因此素有「水之都」之稱。然而，自1960年代起，上游產業活動大量使用地下水，使市內河川水量減少，加上生活廢水與垃圾，原本清澈的水路逐漸惡化，這樣的狀態持續長達25年之久。1992年9月，面對三島湧水減少、水質污染，以及原有「水之都」景觀逐漸消失的危機，市內八個民間團體共同成立「Groundwork 三島實行委員會」。最初的工作重心放在水岸環境再生，包括源兵衛川、螢火蟲棲地、湧水與地方生態環境的恢復。到了1999年10月，Groundwork三島正式取得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（NPO）資格，並逐漸形成由20個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的網絡組織，三十多年來推動超過60個專案。
Groundwork三島的發展不是同一時間全面展開，而是從1992年前後的水岸再生起步，1995年前後開始出現物種復育與綠地治理，到了2000年代初期再進一步延伸到校園生態池與居民維護機制。官方資料也把這個長期變化描述為：從最初的「水岸環境再生」，逐步擴展到更廣泛的「地域再生」，並延伸至環境教育、人才培育、閒置店鋪再利用、農業品牌與企業合作。但渡邊先生談Groundwork時，並沒有先從這60多個成果講起。他比較在意的是：這些事情究竟是誰一起做出來的？
Groundwork站在中間，但不是什麼事情都自己做
渡邊先生的簡報裡有一張很簡單的圖。一邊是「市民」，一邊是「行政」，另一邊是「企業」，Groundwork 三島位在三者中間。市民直接進到現場，投入自己的時間與力量；企業可以提供專業、設備、資材或其他資源；行政則可能提供制度、預算與公共支持。而 Groundwork 三島的角色，是調整與中介。這個「中介」，並不代表 Groundwork 擁有最大權力，也不是每一件事都由它自己執行。
渡邊先生說：
「每個地區上面的作業內容其實也都是不一樣的。Groundwork會根據他的需求去協調到底要做什麼，我們的角色也是根據每一個地區而不一樣。」
因此，Groundwork 並沒有一套固定答案，拿到不同地方重複使用。有些地方要處理河川，有些地方要處理荒廢綠地；有些需要面對居民意見衝突，有些需要和地主交涉，有些則需要企業提供材料、政府處理公共設施。Groundwork要做的，是判斷這一次「缺的那一塊」到底在哪裡，再把需要出現的人找進來。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場電視節目拍攝，渡邊先生仍然會注意現場究竟有哪些人。他特別提到，若活動只有居民與政府、沒有企業參與，他會覺得少了一塊 Groundwork 的特色。對他而言，Partnership不是一個寫在計畫書裡的詞，而是要在一次次具體行動中真正出現。而這份關係也不是短時間形成的。渡邊先生談到眼前這張看起來很簡單的三角圖時特別說，這背後其實是「花了30年以上」與政府、市民、企業慢慢累積起來的信任。
先不要急著把答案拿給居民看
源兵衛川是最能看出 Groundwork 三島工作方式的案例之一。
渡邊先生提到，真正與居民溝通之前，Groundwork其實已經和生態、設計等專業者討論了約一年半，對河川應如何改善已有相當具體的構想。源兵衛川的設計包含親水、人與生物共存、全流域步行、地方協作、歷史農業用水保存等多項原則。官方資料記載，整體計畫曾歷經約三年、200次研討會，累計約2萬人次市民參與。
然而，已經準備好的設計圖，渡邊先生卻說：
「先不給住民看這個設計圖，一定不要給他們看。」
原因很直接。如果一開始就把完成度很高的設計圖拿到居民面前，居民可能會覺得：政府、大學或專家其實早就已經決定好要做什麼，今天來找居民，只是希望大家同意。因此，Groundwork自己可以先準備，但和居民互動時，仍要先聽地方怎麼說。
渡邊先生把 Groundwork 的基本 Action Plan 說得很具體：先取得住民意見，再進行分析與評價，理解問題究竟在哪裡；接著 Groundwork 才依照問題提出可能的「處方」，必要時找專家協助，再處理資金、制度與行政協調，最後重新回到地方。因此，「聽意見」不是最後一步，而是工作的開始。
「如果只是收集願景，那是不夠的」
講到這裡時，渡邊先生突然把問題拉到今日很常見的工作坊形式。現在很多政府、學校與教育機構都會舉辦工作坊，邀請大家說：「你覺得這個地方可以怎麼變得更好？」參與者於是提出很多意見，主持人收集、分類，最後牆上可能留下大量便利貼。
但渡邊先生認為，真正困難的事情才剛開始。
「有些人說我要去做這個，那他就是有一些責任。」
他把這件事情稱為一種「社會責任」。因為如果只讓居民說自己的夢想與願景，卻沒有繼續面對資金從哪裡來、制度允不允許、居民彼此能不能形成共識，以及誰有能力真正執行，那就不能算是事情做完了。他甚至直接說：
「如果只是單單去聽他們講自己的願景、自己的夢想，沒有去實際操作……就只是聽取意見的話，這沒有辦法稱之為真正的社區營造。」
這也是為什麼 Groundwork 的位置不能只停留在「替大家辦一場工作坊」。它還必須往後走。
贊成的人和反對的人，不一定一開始就要坐在一起
地方工作也不是找大家來談，就自然會產生共識。渡邊先生分享，當一個地方同時存在贊成派與反對派時，Groundwork有時反而會把雙方分開聽。因為如果彼此立場非常強烈，一開始就把所有人放在同一個工作坊裡，很可能只剩下對立。
「如果我們把反對派跟贊成派集結在一起做 workshop，可能就只會有比較對立的意見。那這個意見，是誰會去協調、誰會去整理呢？」
他提到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。某次地方的反對意見，在分別理解之後，才發現其中一項很具體的困擾是缺少公共廁所。當 Groundwork提出可以設置廁所之後，原本反對的一方表示：「如果有廁所，那我就妥協了。」因此，渡邊先生說：
「做 workshop，其實也是需要一些力量，需要一些技術的。」
這裡的工作坊，不只是把意見收進來，而是要知道怎麼聽、誰先聽、什麼時候再把大家帶回同一個問題上。
至於源兵衛川各河段更細緻的參與、設計與衝突協調，還有另外一段很長的故事；但在 Groundwork 三島的整體經驗裡，可以先看見一件事：它並不是直接替居民做決定，而是不斷站在居民、專業、行政與資源之間，把一個看似做不了的問題拆成可以繼續處理的下一步。
有些事情，大學生可以做；有些事情，不能只靠熱情
渡邊先生也長期與大學生工作。他在都留文科大學任教多年，每年大約帶領十多位學生，以 one-day challenge 等方式走進地方。學生會去現場除草、觀察、蒐集地方歷史、水文、農業與自然資料，也會接觸居民、到政府機關詢問相關規定，再回來思考地方可以怎麼規劃。但他很重視一件事：學生必須知道「自己不能做什麼」。
「如果不了解制約，如果不了解法律的話，是沒辦法做事情的。」
地方行動牽涉河川法、土地權利、行政權限與資金。熱情當然重要，但只有熱情並不能讓一項公共行動落地。這也是為什麼，渡邊先生並不鼓勵學生在沒有明確問題、也沒有後續承接能力的情況下，到地方舉辦那種只問居民「你想要什麼」的工作坊。學生可以觀察、調查、聽居民說話，也可以提出企劃；但如果把居民的願望叫出來，就必須知道後面還需要什麼條件才能繼續。他也會要求學生自己到行政機關詢問：「如果要做這件事，到底有哪些限制？哪些規定必須遵守？」因此，學生從現場帶回來的，不只是地方故事，也包含對真實社會運作方式的理解。
一條河之後，是六十多個地方實踐
如果只從源兵衛川認識 Groundwork 三島，很容易以為它是一個以河川保育為主的環境團體。但從三十多年的發展來看，Groundwork 三島的行動其實是不斷從一個地方問題，再往另一個地方問題延伸，水岸再生也逐漸延伸到物種復育。1995年，為了讓因湧泉減少及水質惡化而從三島市內河川消失的「三島梅花藻」重新出現，Groundwork 三島借用佐野美術館的湧水池，設置「三島梅花藻之里」，作為復育基地。繁殖成功後，再將梅花藻逐步移植回市內不同河川，使這種被視為清流水環境指標的水中植物，再次回到三島的地方景觀。
同一時期展開的地方實踐也不只發生在河川本身。像是境川・清住綠地，Groundwork 三島接受地方土木事務所委託，透過自然觀察會與居民參與工作坊，讓居民的意見進入綠地再生過程；完成之後，則由居民組成的「境川・清住綠地愛護會」接受政府委託，持續負責維護管理。又如鎧坂迷你公園，原本只是縣道旁雜草叢生、甚至被當成垃圾棄置場的空地，後來由 Groundwork 擔任協調角色，把町內會、兒童會、老人會、地方企業與行政部門連結起來，共同把空地轉變為居民使用與維護的地方公園。這些案例在 Flyer 中雖未標示明確啟動年份，但已顯示 Groundwork 的工作從「修復水環境」逐漸走進社區公共空間。
到了 2000年代初期，這套地方協作方式進一步進入學校。2001年，長伏小學在家長會提出需求後，經過家長與兒童近兩年的學習與討論，由兒童、家長、町內會及地方企業共同完成校園生態池。2003年，Groundwork 三島又接受三島南高中學生的請託，與科學社學生及地方企業共同打造以「夢幻濕地」為主題的生態池；到了 2004年，又與函南櫻花托兒所的幼童、教師、家長與企業合作，開鑿水井、移植本土植物與日本鱂魚，完成幼兒也能親近自然的生態池。
Groundwork 三島後來的工作範圍又繼續擴大。除了環境教育與地方解說員培育之外，也開始活用閒置店鋪、退休人力、休耕農地與地方農業資源，發展銀髮工房、地方咖啡館、「三島蕎麥」等環境社區產業；企業也透過植樹、援農、環境教育以及新進員工訓練參與其中。2010至2012年，Groundwork 三島更把這些累積多年的實踐場域轉化為人才培育基地，配合日本政府的地域社會雇用創造相關事業推動「Groundwork實習」，培育約 200名社會企業創業家及約 3,000名社會企業相關人才。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之後，活動範圍又擴展到受災兒童與家庭的持續支持。
於是，從時間上來看，Groundwork 三島的三十多年並不是「同一件事做了三十年」，而是不斷從既有實踐向外延伸：
1992年水岸環境再生的起點
→ 1995年物種復育
→ 2001年後進入校園與環境教育
→ 2000年代持續拓展地方產業與企業合作
→ 2010年代再進一步發展人才培育與跨地域支援。
因此，一個最初為了找回「水之都・三島」而出發的環境行動，逐漸從水岸環境再生走向更廣泛的地域再生。Groundwork 三島所串聯的，也不再只有一條河，而是水、生態、學校、社區空間、地方產業、企業與不同世代的人。
做出來之後，才是「持續行動」的開始
三十多年後，渡邊先生再談 Groundwork 三島，並沒有把故事停在「源兵衛川變乾淨了」或「我們完成了六十多個專案」。早在《地方創生的挑戰：日本NPO的在地創業》回顧 Groundwork 三島前二十多年的經驗時，他就把其中一節直接寫成：
「持續行動是改革社會的第一步。」
當年讓人們開始行動的，是對地方環境惡化的危機感。河川變髒了、湧水消失了、熟悉的地方景觀開始改變，有人因此覺得「再這樣下去不行」，進而組成市民團體，開始整理河川、保護水環境。但渡邊先生也提醒，時間久了，曾經存在的問題會逐漸被遺忘；如果地方只留下改善後漂亮的風景，卻沒有留下願意持續參與的人，過去好不容易累積的成果仍然可能再次失去。
源兵衛川就是很具體的例子。書中留下了三個不同時期的源兵衛川：曾經湧泉充沛的河川、後來遭到污染的河川，以及整治後重新恢復水岸生活的源兵衛川。河川改善之後，故事卻沒有在這裡結束。淨川活動仍然繼續，居民還要回到水邊整理環境；河川重新有孩子玩水、螢火蟲飛舞，也意味著這些環境需要有人繼續照顧。這也正好呼應我們這次在三島現場聽到渡邊先生所說的：
「維持也是需要非常用心的。」
三十多年後，需要維持的已經不只是水質或一段河岸。還包括居民願不願意繼續參與、企業是否仍願意提供資源、行政是否持續投入，以及原來共同工作的伙伴逐漸年長之後，有沒有新的居民與年輕人願意加入。
因此，前一天那場聚集約140位志工的電視節目拍攝，在渡邊先生眼中才會特別值得高興。有人是政府職員，有人來自企業，有人是長年居民，也有人是後來移居三島的新住民；還有一些年輕人，從學生時代的實習、研修一路到進入職場之後，仍然回到三島參與地方工作。這些人再次一起出現在現場，本身就是 Groundwork 三島三十多年來所努力維持的東西。所以，「右手拿鏟子，左手拿啤酒」如果只被理解成一句有趣的口號，或許還少了一層意思。鏟子讓人走進現場，把眼前的事情做出來；啤酒則讓做完事情的人有機會坐下來、認識彼此，然後下一次還願意再回來。
一條河可以整治完成，一個公園可以建好，一座生態池也總有完工的一天；但 Groundwork 三島真正花了三十多年持續進行的工作，是讓市民、企業、行政與不同世代的人，仍然願意為同一個地方再次聚在一起。渡邊先生把這件事說得很簡單：
「一件事情、一件事情去做。Step by step。」
而《地方創生的挑戰：日本NPO的在地創業》又替這句話補上了另一半：
事情做出來以後，還要讓行動持續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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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｜從「維持很需要努力」想到「制度維繫」
這次聽渡邊豐博先生談 Groundwork 三島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，是他說：
「維持，也是非常需要用心的。」
如果把這句話放回組織與制度理論來看，可以和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的文獻形成很有意思的對話。制度工作（Institutional work）的研究提醒我們，制度並不是建立之後就會自然存在；行動者除了創造制度、挑戰制度，也必須持續投入工作，讓既有的規範、關係與實作方式得以維持。Lawrence and Suddaby（2006） 將這類有目的的行動放在 institutional work 的架構中討論，並把 maintaining institutions 視為制度工作的重要類型之一。
後來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，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並不是「什麼都不做、讓制度保持原樣」。Dacin, Munir, and Tracey（2010）以劍橋大學學院的正式高桌晚宴為例，說明制度之所以能延續，往往需要透過反覆出現的儀式與日常實作，一次又一次讓參與者重新經驗、理解並再生產既有秩序。換句話說，維持本身也是一種需要持續「做」出來的工作。
Micelotta and Washington（2013）則把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進一步理解成 repair work。當制度遭遇挑戰、外部衝擊或既有安排開始鬆動時，行動者必須進行修補、重組與恢復，制度才有可能繼續存在。這提醒我們，maintenance 並不等於靜止；很多時候，正因為環境持續變動，制度才更需要不斷調整與修復。
若回到 Groundwork 三島，這個觀點就很有感。源兵衛川整治完成之後，河川不會自己保持乾淨；清住綠地完成之後，也仍然需要居民愛護會持續管理。更重要的是，市民、行政、企業與 Groundwork 之間的 partnership，也不會因為三十年前曾經建立就自然延續。每一次淨川、志工行動、居民參與、企業加入、年輕人回來，甚至新移入居民第一次走進地方活動，都像是在重新把這套合作關係「做」出來。因此，Groundwork 三島所維持的，可能不只是河川、綠地或公共空間，還包括一種地方社會逐漸形成的做事方式：
遇到地方問題時，市民、行政、企業與不同專業者，可以再次被找回來，一起想辦法。
從這個角度看，渡邊先生所說的「維持很需要努力」，其實很接近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所強調的核心：制度的持續，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，而是因為始終有人持續投入工作，讓它再次成立。
而 Groundwork 三島又讓這件事多了一層時間感。三十多年之後，原本的伙伴會老去，新居民會進來，年輕人的參與方式也會改變。因此，維持並不是把1990年代的 Groundwork 原封不動保存下來，而是要不斷讓新的行動者進入、讓新的合作形式長出來。這也許正是渡邊先生這次所說「需要新的人才、新的形式」的真正重量。所以，如果要用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的語言替這篇紀實文章補上一句研究者的理解，我會寫：
Groundwork 三島真正維持的，不只是被改善的環境，而是地方仍然有能力一次又一次把人重新組織起來、共同處理問題的行動秩序。
這也使我重新理解「右手拿鏟子，左手拿啤酒」。鏟子維護的是地方；而一次又一次願意再回來拿起鏟子的人，維護的則是這套地方共同治理的可能。
延伸閱讀
Lawrence, T. B., & Suddaby, R. (2006).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work. In S. R. Clegg, C. Hardy, T. B. Lawrence, & W. R. Nord (Eds.),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.
Dacin, M. T., Munir, K., & Tracey, P. (2010). Formal dining at Cambridge colleges: Linking ritual performance and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.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, 53(6): 1393–1418.
Micelotta, E. R., & Washington, M. (2013). Institutions and maintenance: The repair work of Italian professions. Organization Studies, 34(8): 1137–1170.
